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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皇帝，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，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。
他追溯历史，想要得到一个答案。
他发现，在秦代之前的历史上，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，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，无非是将相之争，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，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。
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、拜将，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，垂拱而治，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。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，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，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，最后齐国、中山国联合干涉，攻破了燕国都城，将子之剁成了肉泥。
也有成功的例子，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，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。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，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。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。
直到商鞅变法，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，一大批底层士族，甚至平民，获得了晋升的渠道，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，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，一统天下，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。
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，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，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，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。
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，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，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，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，到了曹操时代，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，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，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，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。
这段时期，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，司马氏取代曹氏，东晋门阀政治，都是这种表现。
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，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。
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，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，可以通过科举晋升，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，得意洋洋的表示，“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”。
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，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，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，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，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。
到了宋代，科举制度完全成熟，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。
宋神宗时期，想要变法，与大臣议事，神宗说：“更张法制，於士大夫诚多不悦，然於百姓何所不便？”名臣文彦博回答：“为与士大夫治天下，非与百姓治天下也。”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，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。
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，宋代的时候，士大夫以初升之势，压过皇权一头，都形成了某种平衡，到了明代，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，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，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，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，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，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。
到了清代，通过杀戮，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，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，失去了气节的文人，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，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，“皇帝圣裁独断”这样的语言，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，而在宋明时期，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，听不进谏言。
不得不说，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，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，事实上清代的政治，是比明代要稳定的，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。
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，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，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。理论上讲，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，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，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。这种独立意识，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，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。
从大方向上看，这是一种进步，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，可问题是，朱敬伦能做到开明，官僚却未必强干。
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，骨子里带着阴柔，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，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。
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。
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。
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。
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。
赫德受宠若惊，却早有预谋，或者说图谋许久。
国际上震动，一个外国人，做了另一个国家的首相，这种现象，从腓特烈大帝之后，欧洲政治中就很少发生了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，自诩开明，当政期间，任用了大量的法国人，尤其是财政领域，几乎被法国人把持。
之后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，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之后，欧洲政治彻底送别了客卿政治时代。
现在大明这个东方国家，竟然任命了一个英国人，立刻就让整个西方社会轰动了。
虽然赫德出访欧洲的时候，为了自抬身价，向西方人介绍自己的时候，都表示自己的地位相当于首相，欧洲人感到惊奇，但仅此而已，他们理解的首相，还是主持政府事务的陈芝廷，甚至在英语中，尚书令的翻译就是首相。
现在赫德成了尚书令，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丞相了，不由得欧洲人不震惊。
但总体来说，西方人是持赞许态度的，主要是因为高人一等的心态，让他们从中国人选择白人作为首相一事上，感到了心理上的满足，好似证明了西方人确实高人一等一样。
可朱敬伦选择赫德，难道只是为了向西方人谄媚吗？
显然不是，选择赫德，当然有更深层次的理由。
首先赫德无疑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的人，而他的平民身份，在欧洲这种带有浓烈贵族政治遗风的地区，不可能让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甚至受到贵族文化影响，赫德来东方发展的最大目的，就是重新恢复祖先的贵族身份。
赫德的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，用丞相之位激发这种人内心的力量，一定能够让他爆发出超常的力量来。
但朱敬伦也不可能是为了一个洋人的上进心就给他这样的重要职务。
选择赫德的第二个原因，则是相对目前这种开明君主加文弱官僚的政治形态进行变革，任用赫德来清洗政府中残存的旧官僚，彻底让大明政府职员职业化、专业化，是最合适的，因为赫德说到底不可能拥有复杂的人情网络，即便他娶了一个中国人，即便他努力融入士大夫阶层，培养了自己吟诗作对的雅趣，他也不可能彻底变成一个中国人，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白皮。
没有太多的政治牵绊，会让赫德在改组政府机构中，更能不受干扰。同时用他来进行政治革新，一旦出现失衡状态，也更容易收尾。他一个洋人，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的情况下，只能依靠皇帝，皇帝免了他，他就毫无权势，他的情况，类似明朝时期的阉党，只要皇帝不再支持，哪怕是魏忠贤那样强势的宦官，也会顷刻间倒台。所以用赫德，是因为抛弃他的时候不至于尾大不掉。也类似于先秦时期的客卿，战国时期的秦国，就是任用客卿的典范，秦始皇的祖先对客卿，都是用完即弃，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免除那个客卿而导致政治崩溃。
但如果只是因为赫德的能够随时抛弃而没有隐患，朱敬伦就大胆任用他，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。因为这种拿过来用用然后扔掉的一次性用品，其实备选答案多的是，找几个没什么背景的官僚，捧他们上位，将他们当作傀儡摆布，朱敬伦还是有这种能力的。
所以任用赫德还有第三个原因，因为他是一个洋人，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英国人。
英国是一个政治极为成熟的现代国家，他有自己的政治原则，不可能因为大明用了一个英国人做首相就对大明另眼相看。
可是政治是一个敏感的领域，在任何国家都是尔虞我诈，在国际政治中，更是没有任何诚信可言，唯利益是图。
那么现在大明任用了一个英国人当首相，英国或许不会给大明额外的好处，可别的西方国家会怎么看？他们看到一个英国人在当着大明的首相，除非大明跟英国开战，否则很难让他们相信大明跟英国之间是完全清白的。
法国人肯定会对英国充满戒心，哪怕英国抱着真诚的态度在明法之间调停，法国人天然的也会以为英国是偏向大明的。
所以任用赫德这个英国人做首相，最大的意义在于国际政治上，会在法国和英国之间，横阻上一道互不信任的鸿沟。
有这样的利益，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明法战争局面前，朱敬伦认为是十分划算的。
最大的困难是，如何让赫德这个洋人，成为大明首相之后，不会引起大明文官集团的全面抵制。西方人很难接受外国人在本国做高官，中国人其实更难接受，中国人结束客卿政治时代，可比西方要早的多的多。
任用赫德是为了给明法战争赢得国际外交方面的优势，那就不能在明法战争期间，让大明内部权力失衡，否则就得不偿失了。
所以委任赫德之后，朱敬伦当夜就跟赫德进行了一番长谈，对他的执政提出一些建议，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皇命，文弱的陈芝廷可以对抗皇权，强干的赫德却绝对不敢违拗，不是他比陈芝廷圆滑，而是他的地位远没有陈芝廷稳固，他需要皇权的支持，才能执政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