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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季节如此让人留恋，真的意想不到。在一个周末的清晨，阳光探进窗户，被玻璃过滤得没有了一丝温度，我绻缩在温暖的被窝里，或闭目或睁眼，思考若干关于赖在被窝睡懒觉的理由与好处。这时候我竟然想，做一个农夫其实也挺不错，他们不必像我们城里人这样，为一个懒觉而挑选日子，他们天天都是好日子，可以把懒觉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冬季，或许，只有农夫才能真正品味到冬天的美味
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就下意识地拉了拉身上盖着的被子。被子吻过我的嘴唇的时刻，我闻到了棉絮的气息，胃里就发出难过的声音，似是对食物的求救，于是不禁偷笑，似乎感觉身上的被子已经起了革命性的变化，它不再是温暖的被子，而变成为一块温暖可口的麻糍，既可盖身又可一口口啃噬的新型被子。我这样想象并非身体躺平思维特别活跃之故，而是因为这个季节是麻糍飘香的时节，这个季节偏偏又是人最爱睡懒觉的时节，那么思维自然就在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点。
我的曾经深受其教诲的老师们，他们大多已然作古，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已无从捡拾，留下记忆的，竟是他们的一个比喻，一个关于麻糍与被子的绝妙比喻。他们总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，拿一个冬天里的比喻来训斥冬天里不听话的学生。
这个比喻听起来都香，想起来也美，叫“麻糍被”
冬天了，我们流着鼻涕坐在教室里的时候，已懒得把手伸出来用于翻动课本和握笔写字。老师在夏天的时候已经交待过，上课要把手放到桌子上叠好，要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。那时候记忆并不差，可我们还是踏进冬天就忘了夏天。于是脖子上围围巾的老师就停下他的课，那个“麻糍被”的故事就顺着他嘴里的热气喷散出来了。
老师说：“你们听过懒汉的故事没有？”我们笑逐颜开地，以为老师要讲动人的故事了，比如精美的石头会唱歌，于是齐声回答：“没有。”老师说：“有个懒汉，家里穷得连棉被也没有，冬天到了，懒汉就做了一张大大的麻糍当被子，他一个冬天懒睡在床上，睡得饿了，就啃一口身上的麻糍。”我们在底下窃窃地笑，心里想这个懒汉可真会想法子。老师接着说：“懒汉啃完嘴边的麻糍，没几天就饿死了。”我们愕然，怎么会这么快就饿死？老师问：“知道为什么吗？”我们不敢回答说不知道，尽管我们是真的不知道。老师揭开了老底，说：“这个懒汉懒得出奇，他竟然懒得用手去把那块麻糍被往上拉拉，他啃不到嘴边的麻糍，就睡在麻糍被下饿死了。”说完这话，老师把眼光聚集在那位双手插进衣袋的学生脸蛋上，时间就刹那间停滞不前。我们很快领悟了其中的深意，一个个正襟危坐，成了有手有脚的正常人。
整个冬天，从小学到中学“麻糍被”三个字成了课堂里老师的高频用词，就像夏天里老师用“悬梁刺股”四个字那般频繁与活跃。
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围绕麻糍，对老师讲的故事想入非非，比如替这个懒汉惋惜不止，倘是我，如果因懒惰非得饿死，那也需等到把被子般大的麻糍啃完了才饿死；比如我还想象，那么大的一块麻糍盖在身上，饿死是假的，冻死才是真的；比如我又想象，这个懒汉难道就不会尿急
这种想象真是无理，因为前提是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虚假的。老师在冬天打这个比喻，让我极怀疑他或她的动机的单纯，麻糍的故事除了教训学生，是不是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。这层意思在我肚里是早就滋长了，我一直在盘算着，盘算我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麻糍呢？这样盘算的时候，心里别提有多糯糍糍了。
我总是敬佩自己小时候的预测很灵验。我常常预测村里快要放电影了，不几日就真的放了场电影，现在我预测村里快要搡麻糍了，不几日村里果真就传出喜讯，说真的要搡麻糍了。
“搡”这个字用在“麻糍”前面是最合适不过了，就像我穿破的衣服再留给弟弟穿，他依然合身那样。所以我们从来不说做麻糍，而习惯于叫搡麻糍。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叫，反正在我们村里，这句土语找到了它最中意的汉字。
搡，其实一贯地被挂在我们农村孩子的嘴巴上，也始终悬挂在大人的口头。除了搡麻糍、搡年糕，会在特定的时节里被人说起，平时我们说得最多的便是“搡拳头”更具体展开的说法便是：搡一记拳头，搡二记拳头，搡三记拳头我真庆幸，这个说法后来竟在贾平凹的“商州初录”里也找到了，那么据此证明，搡拳头一定也是国语。
搡的感觉说起来还真有那么一点点爽。
也是在这样的季节，人们对阳光的追求竟到了贪婪和自私的境地。村里人闲得无事可做，就只好走出屋子晒太阳，或蹲，或站，或坐，依靠着一堵沙墙，在那儿一字儿排列，嘴里吐一些有气无力的话出来。我后来读书读到鲁迅小说笔下的阿q、王胡也在这样的季节里晒太阳，所不同的是，阿q更会见机行事，他会一边捉虱子一边晒太阳。而我们村里人大体是说一些电影里的情节，或者道听途说的笑话。这样的场面真是其乐融融的，问题往往出在孩子们身上，他们不像阿q王胡那样比虱子大小，他们是为了争夺自已眼前那一米阳光的权利。因为有人挡住了自己正独享的温柔的阳光，便口出脏话，继尔落脚在“搡拳头”的行动。事情总是按这样的套路进行：
“走开，你把我的太阳挡住了。”
“这太阳又不是你的，我偏不走开。”
“到底走不走开？”
“就是不走开，你想怎样？”
“我数到三，你再不走开，我就搡你一顿拳头。”
“一二三”
那人要是真的不从别人面前走开，就会有一只拳头从某只裤袋里钻出，迅速地落他背部非关键的部位，也许只有他们两人听得到低沉的“扑”声。这样的拳头搡下去，因为没有夹裹实质性的愤怒，也就发不出巨响，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棉花堆里似的悄然无声。动拳头的感觉不到痛，挨拳头的也感觉不到痛，因为这个季节里人们已经把自己裹得像粽子一样厚实了，更何况，搡的动作里，还拖泥带水地沾染着推的意味，所以难怪有“推搡”这个词。
所以现在想起来，这样的搡一记拳头，其实于双方而言，都有些糯糍糍的感觉。
轮番不停地搡拳头，那就是一场邻里之战了。这种搡的形式，确如搡麻糍一般，动作不间断，被搡者便成了一块糯糍糍的麻糍。
因为弱而糯，因为糯而弱，这样的人被“搡麻糍”在农村里也就成为“老实人好欺负”的代名词。
做孩子那会儿，我也跟着别人说那句口头禅——“搡你一顿麻糍”以此威胁过众多比我年小和羸弱的孩子。
终于等到搡麻糍的时候了。
村里人列数了较多的理由，说服了生产队长。他们说，去年这个时候早就搡麻糍了；他们说，隔壁村里已经搡过麻糍了；他们还说今年的糯稻早就晒燥了。生产队长与会计一商量，终于择定了搡麻糍的日子。
这样的消息让我激动，就差掉泪了。虽然这时还没把麻糍搡出来，可我平淡的口水里已经渗进它的细腻与圆滑。
搡麻糍选择在晚饭后的夜里，择一个家门口有大道地、屋里有八仙桌的人家为场地。石臼，我们叫做掏臼，终于又被人们从屋檐下移动出来，现在它已被洗得通体干净，露出了石头的本色，石臼底下垫着厚厚的稻草，为的是搡麻糍的时候与地面发生震荡。一截粗壮的木头做成的搡斗，已经用了几年，与糯米粉发生了无数次亲密的接触，已变成黝黑而浑圆，现在它安祥地躺在石臼里，正等待男人用力将它抡起。一根电线从屋里拉出，像丝瓜一样吊到一棵树上，上面结着一个五百支光的大灯泡，这样的电灯泡总是引得我们的多次瞩目。糯米粉在灶台上被蒸得热气腾腾，热气从屋里飘出，在人们的脸庞上掠过，现在正往空中飘荡。村里人已经塞满了里里外外，他们的肚皮都没有吃得很饱，但看上去他们都神采奕奕和幸福美好。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人群开始惊呼。原来，糯米粉已经蒸熟。它率领着阵阵热气，扑通一声倒进了石臼。
“我先上。”一个男人捋起衣袖，再呸地一声，用口水搓湿双手，然后用力抓起搡斗，举过头顶，对准石臼，拚命搡下“嘭”的一声，好像是地底下传来沉闷的响声，这样的声音全村人都听得到了。石臼边上坐着另一个男人，在搡斗陷入粉团的刹那，他快速麻利地用蘸了清水的双手捋一把搡斗，搡斗再次干净利落地提前，他又呼哧呼哧地把散开的粉团扭作一起，等待搡斗的再次搡击。如是接连不断，开始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搡麻糍的过程。其间总有男人相互轮换，力大的多搡几次，力小的少搡几次，直把粉团搡得起韧为止。
屋里已经摆好了姿势，一个晒箕，上面撒了炒麦粉，还有几把裁缝用过的剪刀。
搡好的粉团从石臼里抱出来，人们欢呼雀跃，如同战场上凯旋归来。几个内行人围着晒箕，耐心地拉扯粉团，把它挤压成晒箕般大的薄而又平的麻糍。表面又涂了炒麦粉，等待着方方正正地一块块裁剪下来。
第一蒸麻糍就这样一块块剪下来了，剪下来的麻糍一块块地塞进了人们的嘴巴，人们啧啧称好，说糯的糯的，说韧的韧的，说咽下喉咙的时候还挺痒痒呢。这一蒸麻糍是吃着生产队的，因为吃公家，所以人们也吃得格外香甜和欢声笑语。
接下来搡的麻糍都是有户主的了，有一户人家搡一蒸的，也有两户人家拼起来搡一蒸的。“嘭嘭”的声音延伸至深更半夜，那个五百支光的电灯泡一直照得黎明前来。
“嘭，嘭，嘭”许多年后的今天，阳光依旧美好，冬季依旧寒冷。但这个季节显得无比落寞，我总怀疑自己身上丢了件什么。猛然间想起这样的往事，心底竟冒出童年时候的阵阵喜悦。搡麻糍，这件简单的农事，在远逝的岁月里，与这个冰冷的冬季粘在了一起，一起粘连的，还有那些事关麻糍的比喻，事关麻糍的故事。细细回想，它们便汩汩地汇聚成记忆的河流，咀嚼往事，跟当年咀嚼麻糍似的，都挺可口。
是啊，这个季节，一旦品尝起来，总还是那么糯糍糍的。